再论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的六大关系

全民财经网2020-10-30

2018年9月,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被纳入“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”,位列“条件比较成熟、任期内拟提请审议”的69部法律草案之中。两年后的金秋,《个人信息保护法(草案.

2018年9月,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被纳入“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”,位列“条件比较成熟、任期内拟提请审议”的69部法律草案之中。两年后的金秋,《个人信息保护法(草案)》如期公布。屈指算来,距离2012年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》已有8年,距离2003年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部署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研究工作已有17年。我想,无论是立法者,还是参与其间的学者,亦或是关注个人信息保护的普罗大众,如今都可称夙愿得尝。不过,草案出台只是第一步,正所谓“行百里者半九十”,如何使之臻于完善,依然任重道远。两年前,就在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列入立法计划不久,我梳理了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的六大关系(见“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前瞻:六大关系待解”一文),值此立法关口,不妨仍以此为线索,对草案再加检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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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世界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,个人“数据人格”和企业“数据资产”的重要意义与日俱增。两年来,个人信息的边界不断向生物识别信息、基因信息的拓展,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业已被中央文件所确认,如何平衡个人信息保护和大数据利用之间的关系,由此成为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的首要定位问题。对此,草案第一条开宗明义,将“保护个人信息权益、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”作为二元并置的立法目标。在条款设计上,草案两边发力,一方面在《民法典》的基础上,赋予个人一系列新型权利,尤其是“基于同意撤回的删除权”(第16条、第47条第3项)和“针对自动化决策的说明权和拒绝权”(第25条);另一方面,草案拓展了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范围,细化了公共利益例外的情形(公共卫生事件、履行法定义务、法定职责、新闻报道),并将“为订立或者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”纳入正当事由。更重要的是,草案根本上改变了《民法典》下“个人同意+特定免责”的个人信息使用模式,转向融知情同意在内的“多元合理事由模式”,以实现承载于个人信息之上的多元价值。 爱家房产 http://www.lovejia.cc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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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项发轫于德国人口普查案的法律制度,个人信息保护一开始就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密不可分。在2020年新冠疫情中,健康码成为流动性治理和科技抗疫的关键助力,但它对个人信息的共享、汇聚和自动化处理,亦引发了诸多争议。在后疫情时代,公共空间的人脸识别、打破边界的政府数据共享与开放,连同智慧城市的加速,都要求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为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打造制度之笼。草案不负众望,不但明确国家机关应承担与企业同等的数据处理义务(第33条),而且还应遵守第二章第三节的特别规定。为规范政府权力,草案从程序与实体加以限制,头条新闻,前者要求除保密或妨碍国家机关履行法定职责,国家机关均应履行告知程序并取得同意;后者要求个人信息处理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。针对公众关注的人脸识别问题,草案第27条将“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”作为安装设备和个人信息处理的唯一正当性事由,值得赞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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